作为近两年来研究成果的一个总结，林梅村先生的《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最近由三联书店出版面世。这是林先生的第四部学术论文集。林先生近年来成果丰硕，迄今为止，他出版的学术成果已经有三本专著和三本考古整理资料。三本考古资料分别是《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与李均明合著，文物出版社，1984）、《楼兰尼雅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85）、《沙海古卷》（文物出版社，1988）。前两者处理的是汉文材料，而后者则是亻去卢文料。尤其是后者，堪称是一绝学。寡陋如我所知，国内学术界能处理该种死的，并且有资格和国际学术界对话的就只有林先生一人。仅此一点，就足以远超群伦了。林先生在近年结集出版的另三本专著分别是《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汉唐西域与中原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楼兰——一个世纪之谜的解析》（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上述每一本书的出版都对我国和国际学术的进步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于林先生在学术上的骄人成就，旅居海外的著名学者张广达先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古道西风》共分五编，分别展示了林梅村先生近年在这些领域的工作和成绩。
本书中的《吐火罗神祗考》是一篇分量厚重的论文。一个世纪以来，关于原始印欧人的问题一直是国际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之一，人们对原始印欧人的最早居住地和后来的迁徙提出了种种推断和猜想。分布在我国西北的吐火罗人属印欧人种，他们使用的是印欧语的西支肯特姆语，而不是东支的森特姆语。这一出人意表的事实使人们对吐火罗人的兴趣持久不衰。对世界古代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大月氏人西迁同样是人们感兴趣的话题。研究表明，大月氏人所使用的就是吐火罗语的第四种方言。这使得人们对原本已经扑朔迷离的吐火罗人备加关注。林先生在此文中，运用了有力的语言学材料和大量的考古资料对吐火罗人的宗教作了很有意思的探索。他指出，吐火罗人的“神”——nakte——正相当于印度雅利安语的nasatya，也就是双马神。也就是说，双马神就是吐火罗人的神祗。在我国新疆东部天山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西南约75公里处的康家石门子的大型岩画中有双马的图像，内蒙古阴山岩画中也出现五组双马图像。北方草原地区出土的文物中也有相应的形象。确定双马神像是吐火罗人的神祗，不仅使人们对这个神秘族群的文化面貌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也为寻找神秘大月氏人的故乡和捕捉他们的行踪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此书第二编是“秦汉大型石雕艺术源流考”，作者用了五篇文章构成一个系列，对秦汉时期的大型石雕起源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以往学术界或认为我国古代大型金石的产生是受西方的影响，或认为是受中、西亚的影响。作者在这系列文章中则辩证而有力的指出，事实上我国古代大型金石雕刻艺术早在晚商时代已经产生，这比中亚犍陀罗佛教艺术出现的时间要早，而且与西亚古代艺术没有什么关系。中国古代大型金石雕像的起源和发展受到了三方面的影响。首先是中原本土的文化因素的影响；其次是欧亚草原，尤其是阿尔泰语系游牧部落古代艺术的强烈影响；第三是汉通西域之后与中亚希腊化艺术以及西亚波斯艺术的交流。这个结论使我们清楚的认识到，中国古代文化既有独立发展的一面，又有和世界其他文明广泛互动的一面。毫无疑问，这个论断是科学雄辩的，足以在很大程度上廓清以前学术界的片面观点。
黄铜（tuttystone）原产于波斯，中国古代称之钅俞石。根据《唐六典》卷4礼部郎中员外郎条底下的记载，唐代八品、九品的官员服饰是“服用青，饰以钅俞石。”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记载唐代长安城的赵景公寺华严院中有“钅俞石卢舍（即毗卢遮那佛）立像，高六尺，古样精巧。”可见钅俞石在唐代的使用相当广泛。西方著名汉学家B．Laufer（劳费尔）、E．H．Schafer（谢弗）分别在其名著《中国伊朗编》、《撒马尔干的金桃》中提到过钅俞石。我国学者饶宗颐、蔡鸿生对钅俞石也作过一些论述。但是，钅俞石传入中国的具体情况却缺乏详细的考察。学术界历来对钅俞石的语源问题也存在争论。林先生在《钅俞石入华考》一文中对钅俞石的语源作了考索，指出汉语的钅俞石一词系伊朗语借词，来自婆罗钵语的rod（黄铜）；该词通过丝绸之路上从事东西方转贩贸易的著名商业民族粟特人而间接传入中国。如此一来，关于钅俞石的一系列有争论的问题在此便得到一个较好的解决。
1889年，雅德林采夫（N．M．Yadrintsev）带领俄国考古学会东西伯利亚组织的蒙古考古队在鄂尔浑河流域的和硕柴达木湖畔发现了突厥文碑铭《阙特勤碑》与《毗伽可汗碑》，一时之间轰动了整个国际学术界。1893年丹麦著名语言学家汤姆森（V．Thomsen）成功的解读了突厥文碑铭。此后，随着突厥碑铭的不断发现，突厥学研究蔚为国际学界的一门显学。《古道西风》中收录了《九姓回鹘可汗碑研究》一文就是对著名的三语突厥文碑铭九姓回鹘可汗碑的重要研究成果。文中对突厥文碑铭发现的始末作了清楚的概述，而且还对此碑拓片的情况作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调查。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对该碑铭的残石作了重新拼接，从而确定了该碑的形制并给出了堪称目前为止最完善的录文。这对于学术界研究突厥回鹘史提供了相当大的便利，推动了我国突厥学的进步。
众所周知，处理我国新疆地区和中亚的死文字材料是难度极大的工作。但是，研究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中亚史、古代西域史地等等却无一离得开这些宝贵的材料。可是，如果不能直接运用原始文字的材料，而仅仅基于他人的解读释文进行研究，就很难取得一流的成果，也不可能和国际学术界真正对话。林梅村先生近年来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丰硕的收获，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正是他能直接阅读和处理古代中亚语言书写的材料。因此也就有真正资格和国际学术界对话。不仅如此，在研究中，林先生还是国际上少数几个具有发言权的权威学者之一。该书的第五编所收的五篇文章是对中亚语言文字的直接解读研究。《犍陀罗语文书地理》中，作者运用他熟稔的语言工具对19个见于犍陀罗语文书的地名逐一进行考释。《公元三世纪的西域纺织物》则使用对犍陀罗语材料对西域纺织物作了全面的调查，丰富了人们对西域文明以及古代中国与印度、波斯文化交流的认识。
书中的诸多胜见自然不是本篇短文所能一一列举的。仅是其精美的图片和吸引人的主题，就足以让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的读者都爱不释手。而此书最令人刮目的学术价值和意义，诚如著名学者徐文堪先生所说：“本书把实地考察、语文研究和各种文献资料的考证综合起来，描绘了一幅古代欧亚大陆各族文化交相辉映的壮丽图景，使传统的西北史地之学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这表明我国学者已经突破了自身的局限，在素称难治的中亚学诸领域有了更多的发言权。”
